一、心理压力大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乡村女性在乡村人的观念里仍然是贤惠、勤劳、任劳任怨的代名词，她们应该以孩子、家庭为生活重心，如若因工作耽误了孩子的教育成长，疏忽了对老人的照顾，会被认为“不顾家”，因此，很多外出务工的乡村女性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每日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尽管如此，依然免不了被苛责。刘庄乡一54岁刘姓女士在家一边带孙子一边在蔬菜大棚里劳作，一时没留意，三岁的孙子被田埂绊倒，正好倒在铁锹上，头部受伤流血，为此爱人、儿子、儿媳都抱怨她照顾孩子不用心，刘女士本来就心疼、内疚不已，加上家人的指责，更是痛苦，此后只专心在家照看孙子，不再兼顾其他。尤庄村一张姓女子为增加家庭收入，孩子读初中时，她就在附近的工厂里打工，工作又累又忙，不能时时陪伴孩子的学习与成长，后来孩子中考成绩很不理想，只勉强读了个中专。为此爱人抱怨她不该出去做工，应该待在家里专心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否则孩子也不会考得这么差，张女士为此伤心不已。

上述此类案例在乡村并非少数，在很多人的眼里，孩子的健康、安全、学习成绩等似乎只是女性的责任，如果孩子平安健康，成绩优秀，妈妈则无功无过，但是一旦孩子稍有闪失，责任就被自动推到了女性的身上，因此，乡村女性成了很多家庭责任的“背锅侠”，她们承担着比男性还要重的责任和压力，但却不被理解，心理压力可想而知，而这也是引发乡村家庭矛盾和女性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

二、话语权的缺失

话语权即说话的权利，话语权的背后折射的是个人拥有的社会地位、角色、经济政治等权利，而在家庭中话语权更多彰显的是经济能力。虽然现在大部分乡村女性都已走出家庭，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她们的收入与男性家庭成员相比低很多，另一方面，由于生理差异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她们和乡村男性从事的行业领域不同，如她们更多地从事服务行业或低端加工领域，而男性则更多地从事贸易、运输、制造、工程等行业，接触的人群不同，知识面、视野也不同，再加上男性一直被视为乡村家庭的“顶梁柱”“主心骨”，因此在面临家庭决策时，男性家庭成员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女性更多的是听从、顺从男性家庭成员的决定。尤其是那些男性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家中的家庭，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事实上，从对家庭的贡献上来讲，乡村女性的付出并不少于男性，甚至还要大于家庭男性的付出，正是因为有了乡村女性的任劳任怨、对家人倾尽全力的照顾，这些男人们才可以放心地外出发展，可以说他们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是建立在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基础之上的。其实乡村男性家庭成员进城务工虽然会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但同时也使得女性的生活境况更糟糕，因为她不仅要独自承担家务和农事劳动，还要独自面对婆媳关系、子女教育问题和随时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意外状况，心理压力不言而喻。而当她们向在外务工的丈夫倾诉，希望获得理解时，多半会失望，因为男人们会认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根本就不是事儿，再加上在外打拼也不容易，他们无暇体谅留守在家的女性的苦楚，久而久之，女人们变得越来越沉默，在被动和无奈的双重压力下导致话语权的缺失，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女性的乡村建设参与积极性。

三、文化水平偏低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45岁以下的乡村女性的文化程度多为初中或者中专，45岁以上的小学文化占多数，总体来看，乡村女性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这已经成为制约她们发展的主要障碍。

乡村女性担负着孩子教育的重任，尤其是孩子的心理教育，但是由于她们心理知识的匮乏，很多乡村女性往往只关注孩子的物质需求，忽视了孩子的精神需求，不能和孩子平等的沟通对话，不倾听孩子的心声，一旦和孩子产生意见分歧，会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打压、训斥孩子，从而导致很多孩子产生心理问题。家庭是教育孩子的主阵地，一旦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那么孩子也极有可能会出问题，试想如果乡村的孩子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怎么培养新农村建设的人才？此外，有些自主创业的乡村女性由于缺乏金融、管理等知识，导致企业存活率不高，甚至欠下巨额不良贷款。河东区刘女士，自筹资金建大棚种植鲜花绿植，创业的前几年营收状况挺好，于是刘女士把赚来的钱又租地扩大规模，后来遭遇疫情，导致资金链断裂，刘女士为了筹集资金竟网贷，高额利息的压力下让刘女士一筹莫展，企业也即将破产。刘女士之所以会走到这步，主要是因为缺少企业管理相关知识，不懂得如何规避风险。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乡村女性缺乏相关的法律、经济等知识，导致自己上当受骗，甚至由被害人变成了加害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都极大地危害了乡村的稳定发展。

四、性别偏见依然存在

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乡村中（尤其是地处偏远的乡村）的性别歧视依然很严重，乡村女性几乎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较少有机会参与乡村管理，在家庭中，乡村女性往往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这种性别角色的不平等极大的影响了乡村女性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据统计，在村一级的选举中，女性的当选比例比较低。据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所占比重为23.1%。而且，即便是妇女进入到村委班子，在乡村治理中也被边缘化、低层次化。乡村基层女干部基本上处于陪衬地位，比例低且没有话语权，正是由于乡村女干部在政治体系中的尴尬位置使得她们无法代表广大的乡村女性发声，也难以维护乡村女性的群体利益。

其实，乡村中这种性别偏见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体系中，也表现在家庭地位和角色分工上，一个家庭如果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同时供养几个孩子读书，被迫辍学的几乎都是女孩，这也是造成乡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此外，乡村家庭成员的相处模式主要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不仅限制了女性的交往范围，同时也导致女性家庭地位不高，甚至会遭遇家庭暴力（包括冷暴力）。据中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门统计，在目前的农村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90%--95%是女性。身处家庭暴力中的女性为了孩子、名声等，大多数选择了忍气吞声，这种身心的双重伤害大大降低了她们的社交意愿，打击了她们参加乡村建设的积极性。